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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:中国知识分子的九种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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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民读得懂的诗 

发表于 2018-1-26 08:43:2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鲁迅:中国知识分子的九种问题

一、帮闲、帮忙、帮凶与扯淡

鲁迅讲,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。第一种情况,统治者刚刚掌权时,“偃武修文”,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,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。

在统治发生危机,无计可施时,病急乱投医,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“治国平天下”的意见,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,于是高高兴兴地“出山”了,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“帮忙”。

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,包括屈原,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。屈原的《离骚》不过是“想帮忙而不得”的产物。“帮闲”不过是写写诗,猜猜谜语,说说笑话;“帮忙”则是要出谋划策,参与国家大事。

司马相如、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、下棋,做清客,而愿作“帮忙”,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。当主人作恶之时,“帮忙”“帮闲”就成为“帮凶”。

帮凶的特点在于“使血案中没有血迹,也没有血腥气”,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。无论帮忙帮闲,都需要才华,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,因为有才气。可怕的是有帮忙、帮闲之志,无帮忙、帮闲之才,这样的人就称为“扯淡”。

论今:鲁迅先生所言“帮闲、帮忙、帮凶与扯淡”自然是针对过去那个时代的言论,放在今日,也有道理。文化自古以来是传承历史的工具,为文者必须有所担当。歌舞升平、文化爆发的如今,也许我们的文化缺少了那一时代的“血腥”,可是传承到我辈,文化的教育功能不能抛弃。警醒世人也许有点牵强,文化所宣扬的“真善美”却是我辈文化工作者应做的事。舶来的一些思想和文化或许在当今这个时代看似象花一朵,但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,是我们文化人应思考的问题。
做为文化人,能把正确的思想和做人的道理留给世人就可以了,这应是目前中国文化的走向,于文化幕后操刀者知识分子来说,不言而喻了。



二、“二丑”

“二丑”出自绍兴戏曲,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,清客、幕僚也就是帮闲。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,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,说“你看,这个公子多蠢啦、多笨啦”,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。“二丑”是不忠实的奴才。

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,主人气焰正盛之时,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;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,他敏感到了,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,结果成为“二丑”。

论今:“丑”,什么是丑,人长的磕碜就是丑。是这样的概念吗?为什么说别人丑,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一些奸臣、奴才、卖国贼都被文化人形容成丑?古代虽然没有照相机,只有手工绘画,我们怎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人长的是“丑”的。宋朝的秦桧长的是丑吗?宋朝是文治天下,于皇帝来说不可能找个“丑”人做丞相,秦桧必有他自已的特长。翻阅史卷,秦桧四方大脸,五官端正,也没发现长的丑。所以这个“丑”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是有特定的,主子做事见不得光,扶助主子的具备文化人素质的助手也就一定也去作见不得光的事,这种文化人的一定是丑的,思想的丑,不代表他的外貌。即使这位文化人长的比当今的电影明星还好看,你也是“丑”,更是要让人世人唾弃。鲁迅先生还说了,你的主子牛时,你又反过来骂主子,这又成了两面三刀的人,即使有一天主子翻身了,也不会再邀请这种文化人当幕僚了。
鲁迅先生写的这个丑意思很明了,做人不要见风使舵,更不要两面三刀。



三、隐士

鲁迅把中国文学尤其是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: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。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者叫在朝文学。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,不做帮忙帮闲,离开主子的衙门,隐入山林。但是中国隐士与西方隐士不同。

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,因信仰而隐,因此西方隐士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,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,做精神追求。中国隐士是政治性的,帮忙、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。

隐士是“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”,一有机会,便由隐士自然转为帮忙帮闲,算是“候补的帮忙帮闲”。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:易出名。出名之后成为高士,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,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。

由此,隐士成为一种资本,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,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。鲁迅尖锐指出,登仕、隐士都是“噉饭之道”,是达到自己目的,升官发财的途径。最可怕的是“谋官谋隐两不成”。

可见官是要谋的,隐也是要谋的,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。隐士看似悠闲,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但“悠然见南山”也需要物质基础,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、种地。饿着肚子,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。

隐士并非不食烟火,也要追求物质的东西。鲁迅分析隐士心理:“泰山崩,黄河溢,隐士目无见,耳不闻,他心平如水”,但是“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”,则“虽在千里之外,半句之微”,他也是“耳聪目明,奋袂而起”。这真可谓入木三分。

论今:鲁迅笔下的“隐士”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太多了,五花八门,有名的出名的比比皆是。但从本质上来说,先生所说的文化隐士就是满腹诗文的知识能人,确切的说,能比常人多看几个频道(思想或者是见解),但对于什么怀才不遇的人,还要界定在如果我能上位我怎么怎么。。。。来说,象这类人应归类应是机会主义者。鲁迅先生对这样的人是鄙视的,不是你有才这个社会不用你,而是你有才能为这个社会有所贡献吗?你这个有才的人,给你上位,就天天抛开大众,想小众,天天想着上位后的安逸富足、花天酒地,这样的隐士谁会去用,谁又敢去用?你心平止水时,也许只对一个馒头为一天的期望,一步登天,地球也许是你家的后花园。但对于真正的为天下之事为已任的,先生也是尊敬的,为才所用,为天下之事求才也是先生之愿。





四、君子和雅人

孟子说:“君子远庖厨。”君子要吃牛羊肉,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发抖的样子。这是君子的特点,也是其内在的矛盾。鲁迅加以夸张的嘲讽,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,然后“心安理得,天趣盎然,剔剔牙齿,摸摸肚皮,万物皆备于我了”。

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,他毕竟要吃牛羊肉。作为人,永不能避开俗世。问题在于,他既要吃牛羊肉,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,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,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,借以保全自己的“性灵”。

鲁迅讲了两个笑话。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,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,这看起来很“性灵”,但仍不够,因为还得吃饭,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。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,他吐半口血,由一个侍女扶着,病恹恹地去看海棠。

这看起来非常的雅。秋天,病恹恹地看海棠,还要吐血。但只能吐半口,因为吐多了,人是要死的。可见再有诗意,再雅,他也知道人得活着。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、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。

而这种雅,这种君子之志,不过是对血腥、对残酷的回避。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。

自命君子、雅人的文人,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,他们不可能不俗,得吃饭,得活着;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。由此可以看出,鲁迅对林语堂、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论今:君子和雅人有褒有贬,分开来议。
什么是君子,这个概念不言而喻,为君子者,做事正派不做作,这才是君子。什么又是雅人呢?雅人其实就是不懂世间太多道理的人,正如说他不懂的事偏说别人不对,行事不雅,见人杀鸡,他说万物都有灵不雅也不能杀,见人喝酒,他说喝多乱性举止有伤风气,见人大碗喝茶就说得有茶道规矩,总之雅人就是你做的都不对,得按他说的做的为标准,这才是雅。这是假雅之人,也有真雅,高处不胜寒也是大有人在。
举个例子,如今的相声和小品界,有人说姜昆的相声代表雅,郭德纲的相声代表俗,这里的雅和俗怎样去界定?姜昆的相声代表着传统科班,郭德纲的相声代表着大众娱乐,这雅和俗真没法界定。对于老百姓来说,相声只要能真正的歌颂真善美就可以了,能给受众代表快乐和教育就可以了,为什么还要分得那么清?
有点跑题,君子和雅人不是你天天吃大蒜的就不是君子和雅客了,而是你在融入这个社会中要充分的和社会融为一体,你不喜欢的习惯只能代表你自己,不能代表别人,你认为自己是君子和雅人,请干点古人说的君子和雅人的事,别天天说别人不是君子雅人,自己就成君子和雅人了,老百姓眼里不揉沙子,能分清什么是君子和雅人,再不改,老百姓可真把你当成不君不雅的另类了!



五、革命小贩

有一个叫杨邨人的人,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,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。据说是因为“家有老父母”。其实是否干革命并不重要,问题在于,他曾经干革命,却出卖自己的朋友,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,包括鲁迅。

鲁迅于是作文“骂”他。杨邨人回信说自己有苦衷,两头不讨好: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,当局者对我也不好。原因何在?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“革命小贩”。你拿革命来做买卖,但在当局者看来,你门面太小,资本不够。

当局者看中“永远的阔人”:革命前是阔人,革命后还是阔人。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。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,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。而“革命小贩”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,但胆子太小,背叛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。

论今:解答鲁迅这段落的意思,就是先生看不惯那些吃着锅里的还怕被别人发现自己偷吃的人。无论你干什么,都不要带有目地性来做事,先生当年对你是有感情的,出现问题了先生也是想着当年的感情,可是有些人总把这感情不当感情,所以才让先生言多了。其实我们在做事时,不要把感情夹杂其它东西就可以了,即使有,也要有所担当。
人无论是在大事大非的环境,还是在必须确定立场的时候,先生告诉我们想做就做,要做就到彻底,别托泥带水,别做见风使舵的人。



六、“革命工头”、“奴隶总管”

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:他们是革命者,甚至是领导人,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。鲁迅常说,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,把我当奴隶,要我为他们干活,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,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,要我拼命干,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。

打着革命的旗号,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。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便概括出了“革命工头”“奴隶总管”的概念:过去的统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资本家,而现在的统治者,却打着革命旗帜,是革命者。革命者如何成为工头和奴隶总管,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。

论今:人的思想要一致的,明朝王阳明的心经告诉我们要知行合一,什么叫知行合一?你的思想和你的做法是一致的就是知行合一,不是说一套做一套,元朝被明朝取缔,元朝后期的官僚天天奴役百姓,到了明朝这个时代还是这样做吗?即使装清官也得装几天吧!哈哈,说太多容易让人上纲上线,就此打住。例子不用举,思想要变,才会被社会而用,反之淘汰。
人的思想要变,怎样变,并不是你打着什么什么旗帜思想就变了,要从内心改变,知行合一并不只是对人,对社会的执政也是一样。





七、文坛三户

鲁迅观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,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。第一种是破落户,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,但现在“边缘化”了,家境大不如前,于是他就抚今追昔,常常吟诵着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“襟上杭州旧酒痕”,很有些“顾影自怜”的味道。

第二种是暴发户。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,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,突然出名。于是他买很多的书,“房间里有《诸子集成》,但是他看不懂;案头上有石印骈文,但是他读不断”。

他一方面吟唱着“襟上杭州旧酒痕”,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,已经是西装笔挺了,于是乎“沾沾自喜”。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,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,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。

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。向积极方面发展,就成为洋场恶少,充满流氓气,是为“才子加流氓”;向消极方面发展,便成为瘪三,到处讨吃,得一顿饭而已。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的,所以他说:“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,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。”

论今:这个问题此时代满眼皆是。曾经看到一篇文章,文人如妓女,大意是文人从妓女那里找到灵感,又因为认识很多妓女让自己的作品发扬光大,于是作品从妓女口中广为流传。
这种提法不敢苟同,但可以从中看出文人和妓女的关系。名妓传颂的文章大多都是出自文人之手,而其作品又从妓女口中广为流传,什么杜十娘、四大名妓,很多这样的故事。
如今的伪文人很多,qq群、微信群都是他们的阵地,看着点赞沾沾自喜,写几句分行就是诗。也许现代的文学太简单了,简单到会写一二三四五六七,就是一首另类文学大作,身份就变了,成文人了,呵呵,这可能吗?
作品品是要经得起推敲的,做人也要经得起推敲,急功进利,早晚要让人识破,所以我们还得埋头做事,做实事和真事。
文化不是获利的手段,不尊重文化,文化一定不会尊重你!社会更不会尊重你!


八、京派与海派

北京是明清帝都,上海是各国租界。帝都多官,租界多商。文人在京则近官,涉海则近商。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,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。从官那里得食,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,所以影影绰绰。

北京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,但只能“暗递”,还不能公开投靠,公开就要受谴责,所以只能“隐”。当商的帮忙帮闲,其情状则“显”。

北京文人与上海文人有明显不同,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、踌躇满志;北京文人则稳重、城府很深的样子。糟糕的是,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不行了,于是南北合流,把断砖、旧袜、皮袍与洋服、巧克力合在一起,形成一派京海大杂烩。

论今:京派与海派在如今也是一统中国文学天下的群体,代表着时代的方向。莫言就是从高密走出来,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的,就是这样的资深的人,也得到北京寻求发展。记得莫言当年获奖后说的一句话,奖金都不够买北京二环内60平米的房子。如果用金钱多少定成功来衡量莫大师一生文学贡献,这奖金真是少了点,但多少是“多”呢?
“多”就是中国老百姓希望两派多出点像莫言这样的人,这才是国之幸事,也是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资、更是百姓为之感慨的事。




九、大众的帮忙、帮闲

文人打着大众的旗号,做大众的代言人。其实,他的个体意志服从于大众意志,做的是大众的帮忙帮闲。
针对上述状况,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。他说:“凡有改革,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。”这些知识分子必须“有研究、能思索、有决断、有毅力”,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,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。

在与大众的关系上,“他也用权,但不骗人;他利导却并非迎合;他不看轻自己,以为是大家的戏子,也不看轻别人,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”。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,他与大众是平等的,可以作大众的事业,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。

论今:文化人要有所担当,帮忙不能帮闲,帮社会传承历史的忙,不帮假大空的闲。文化人不做失去歌颂真善美底线的助纣为逆的恶势力的帮手,要做警示世人的为师解惑人,也许这才是先生的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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