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蜉蝣集序:闲聊诗歌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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蜉蝣集序:闲聊诗歌(上)
秋雨

  《诗经·蜉蝣》歌曰:“蜉蝣之羽,衣裳楚楚。心之忧矣,于我归处。蜉蝣之翼,采采衣服。心之忧矣,于我归息。蜉蝣掘阅,麻衣如雪。心之忧矣,于我归说。”大概的意思是说:“蜉蝣微羽舞凡间,五彩霓裳短命还。为此忧伤悲转瞬,人生弹指化云烟。蜉蝣微翼舞翩跹,华丽霓裳转瞬间。为此忧伤悲苦短,凡尘弹指别人寰。蜉蝣破土世间来,如雪麻衣始展开。为此伤心悲苦短,魂归何处叹悲哀。”小生命生于天地之间,虽然弹指命归,宛如昙花一现,然而蜉蝣的翅膀像华美的霓裳,是那样的艳丽多彩,依然给天地之间留下了美好的转瞬。人生与日月相比,百岁短若须臾,与蜉蝣无二,弹指往矣,时不再来。因而当珍惜世间一遭,活好当下,给身后留些印迹。人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在心为志向,发言为诗歌,诗歌乃人心之感物,而所感有邪正是非。笔者将所感随时记录,写成诗歌,并命名为《蜉蝣集》,登不得大雅,仅供闲暇把玩嚼味,消磨时光而已。

  上古、远古时期,人类虽然还没有文字,但随着语言的产生,必然有口头传唱的原始诗歌。所以,伴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,原始诗歌、音乐也就应运而生了。人类最早的文化艺术活动,大约要算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雕塑和传说故事等。
  距今约8000年,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出土有七孔骨笛,也许音乐圣人葛天师就生活在那个时代。由此可以想见,当时的男人们在劳动之余,拿起石片、陶片开始欢乐。伴着七孔骨笛吹出原始乐曲,女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,梳着高高的发髻,头上插着骨笄,身上偑着骨饰和松绿石等,欢乐地跳舞,唱着口头传颂的原始诗歌,祭祀或庆贺丰收等,充满着原始社会的风情,不亚于陶渊明梦中的桃花源。
  音乐传承到黄帝时期,发挥了大的作用,在许多场合都派上了用场,打仗时可用于鼓舞部落冲锋陷阵,得胜后可用音乐欢庆助兴,平时还可用音乐娱乐、祭祀敬神等。但当时的音乐十分原始,黄帝很不满意。于是,专门派乐官伶伦改变音乐不满意的现状,令伶伦造律。伶伦领旨后,挑选了一批有才华的乐师,翻越西方的大山,在昆仑山的懈谷安营扎寨,选材制作乐器。经反复试验和琢磨,终于制成了一套由十二根竹管组成的精美乐器,达到了黄帝的要求。
伶伦模拟自然界的云生云消、电闪雷鸣、大河波涛、林间风过之声、凤鸟鸣叫之声,用竹管吹出基本音,最初定的是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,大致相当于今天的do、re、mi、sol、la,后来又加上变宫、变徵,大致相当于fa和ti。伶伦制作了十二律,定为黄钟之宫,以此为标准,制成长度不同的十二个竹管。定出的十二律为: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洗、中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和应钟。暗示着雄鸣为六,是六个阳律,雌鸣亦六,是六个阴吕。自伶伦作《咸池》起,始有专用乐名。
  伶伦造律的同时,仓颉奉黄帝之命也在造字。经过夏、商时代,经历了刻划符号、图形文字等,商代进入农耕文明也就有了甲骨文字,音乐与文字的联姻,诗歌发展到周代达到了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。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《诗经》,其中《商颂》和部分《周颂》或许是传承于商代的甲骨文字,余者收录的是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。今天的人们都认为《诗经》共305篇,多忽略了《小雅》中的6篇笙诗,因有目无辞,也许是只有古音乐,而没有具体文字的乐曲,就像不带歌词的《梁祝》《二泉映月》,因而往往被忽略。准确地说,今天看到的《诗经》总篇目应为311篇,其中6篇有曲无词。
  《诗经》里的内容,就其原来性质而言,是歌曲的歌词。《墨子·公孟》说:“颂诗三百,弦诗三百,歌诗三百,舞诗三百。”意谓《诗经》有300余篇,既可以朗读和诵咏,又可以用乐器演奏、歌唱和伴舞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又说:“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颂之音。”这说明《诗经》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
  《孟子·告子》中说:“昔者王豹居于淇,而河西善讴。”王豹住在淇水边,当时处在大河之西,善于歌唱。受王豹的影响,在“诗有三千”的年代,淇河两岸的先民都特别善于唱歌舞蹈。王豹被列入十二音神,称龙吟王豹。十二音神分别是:鬼音沈古之、鸟音薛谭、虎啸秦青、凤鸣阮籍、云音韩娥、叶法替、雷音孙登、猿音石存符、龙吟王豹、琴音绵驹、黄播绰、罗公远。
  中国最早的古琴曲《箕子操》,作者是被誉为华夏第一子的箕子,箕子生活于淇水之滨。另一位有音乐天赋的宁戚,他是春秋时的卫国人,擅长古琴,曾作琴曲《扣角歌》,感叹贤士有才而生不逢时,宁戚因《扣角歌》而被管仲、齐桓公发现并于重用。明代最有名的古琴之一就叫“淇竹流风”,古琴是中国古老的乐器,它承载了很多哲学和文化内涵,是古代文人雅士进德修业、修身养性的必备之品。
  由此推测,上古、远古的诗歌是为了歌唱,诗歌与音乐密不可分,《诗经》是能够伴乐歌唱的歌词,汉、南北朝的诗、宫体诗等也应该是为了吟诵与歌唱,隋唐的律诗应该有固定的乐律相配,宋词的词谱应该也是乐谱,元曲与音乐就更加紧密了,每曲都可以登台演唱。

今天的人们说到诗歌,就会提及绘画,可谓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,琴棋书画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绘画的历史早于文字,与上古音乐、口头诗歌相伴而生。据说是舜妹发明了绘画,舜妹既然是大舜的妹妹,那么她所处的时代多说也不过是在公元前22世纪,其实绘画远早于舜妹出生的时代。能够看到最原始的绘画出现在距今7000年前,也许舜妹是第一个有了名字的画家。
  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,出土了很多件精美的美术作品,最突出的有三件,一件是陶器盖上的浮雕双鸟,一件是象牙蝶形器正面的雕刻双鸟,一件是骨匕上刻画的两组双鸟图案。三件作品上的双鸟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都托着或拥着一个圆。牙雕花纹中心为圆,圆外是扑扑升腾的火焰,两鸟对称地朝着火球引吭啼鸣,十分精美生动,这应该是鸟与太阳的歌颂与崇拜。当时并没有产生双凤朝阳的神话,但双鸟画中的圆一定画的是太阳,画面中的鸟应该是候鸟,因为鸟能指示季节,避免灾害,得到丰收,因而南方远古先民崇拜的是鸟图腾。天上以鸟命名的星星也很多,鸟儿占据了赤道星空最大的一片,这就是南方朱雀七宿,河姆渡的美术作品无疑反映了人们对候鸟与太阳的祟拜。
  仰韶文化中的美术作品也十分精湛。一件双耳彩陶瓶上,画着一个人首蛇身的怪物,两眼圆睁,形象鲜明动人,这也反映了中华远古大氏族集团的图腾。人首蛇身的神话人物很多,如盘古、烛龙、遂人氏、伏栖氏、女娲氏等,反映到天上就成了东方苍龙,龙能行云布雨,龙代表着风雨。这说明上古的绘画也是受云生云消、电闪雷鸣、大河波涛、林间风过之声、凤鸟鸣叫之声的启发与影响,与上古音乐的起始有些类似,与口头诗歌关系密切,画就是一首没有文字的诗,口头诗歌也是一幅人们脑海中的画。
  万年前的东方海岱族第一次用“- -” “-”这样的“画”表示夏半年和冬半年,其中不知包含有多少要说的话,包含有多少诗情画意,但那个时间没有文字,没有办法向后世传递,多少情怀抱恨于地下,令后人无尽遐想。
8000年前,黄河流域进入裴李岗文化时期,牧业、农业相继萌生,有了黍的种植,仅有夏半年和冬半年的概念已经难以满足生产、生活的需要。于是有了四季概念的产生,但依然没有文字,后来者只好在海岱族的基础上继续画,一画越千年,“寒住则暑来, 暑往则寒来,寒署相推而岁成焉。往者屈也,来者信也。屈信相感而利生焉,尺蠖之屈,以求信也。龙蛇之蛰,以存身也。”终于画出来“四卦”:
   春   夏   秋    冬
  “- -” “-”被称为爻符,“四卦”中一定包含有更多的诗情画意,包含有上古智者的更多情怀,然而他们无法用文字传于后世,只能凭借语言代代传承,但许多诗情画意被岁月的尘沙葬埋于地下,代代传承的记忆印痕渐渐消失淡出。
黄河流域的历史推进到了6000年前,伏羲历经跋涉,最后定居于陈地古蔡水岸边,在前人爻符和“四卦”的基础上,他也开始在地上作画,思考着昼夜四时,阴阳交换,千变万化,探究着天地间为何阴晴冷暖,大自然为何能有规律地变动,世界万物由谁在掌管。伏羲用爻符表示阴阳,一阳二阴,一阴二阳,来回搭配组合,画来画去,终于画出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八卦图。八卦图是画也是诗,充满着天地间的诗情画意,只是那个时间没有文字,伏羲心中的诗歌没法作为传文留给后世,伏羲一定有许多未了的心愿,但他无法说给后人听。
  时间推进到了大禹治水,大禹为了治水也开始在大地上作画,他把土地画成方块,并开始挖沟凿井,以便战胜旱涝。大禹画出了大地之诗,画出了井田制,井田制历经夏、商、周,但这一伟大创举却被记到了周朝的功劳薄上。
随着黄河流域社会的进步和先民对大自然的认知,年有了岁、祀的称呼,一年的气候也分解出来四时、八节、十二月、二十四气、三十六旬、七十二候等,八卦已不能很好地表述天地间的万千气象。
  社会的需要就是远古科学发展的推动力,八卦也需要进一步沿着科学的轨道发展拓新,于是智慧的先民在没有文字的时代,又开始继续作画,并且还用小石子在地上摆来摆去,说是在作画,又像是在作诗。历经数千个岁月,在八卦三个爻符的基础上,终于画出来用六个爻符组合的美丽图画,包含有六十四卦的《易》横空出世,每卦还带有用甲骨文字书写的传文。《易》在商代已经用甲骨文记载下来,但却随着甲骨文退出人们的记忆,《易》的著作权被后世送给了姬昌。
  姬昌被囚后,他在羑里城中推演《易》,总想得出“商亡周兴”的唯心先验结论。与此同时,淇河岸边也有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描绘着走向科学的图画,他就是箕子。箕子接续大禹治水时的日影观测、大地测量和井田制规划,隐居太行深山废寝忘食,时而用树枝划来划去,时而用黑白石子摆来摆去,结果创出原始围棋,著出了《洪范》九筹,创出了五行理论。
  观天候气,治历明时,历经万年春秋岁月,凝结了多少代黄河流域先民的心血,终于创出了二十四节气。在二十四节气研发的漫漫征程中,不知先后写出过多少诗歌,绘出过多少图画,他们先是观测大地上的物候地象,继后观测日月星空天象,然后推演占卜天地间的万千气象。如今所能知道的,有帝喾时代的南风歌,《诗经》里的物候农事歌,《管子》里的旱涝指标,还有今天传唱的“九九歌”等,当然还有“画九”“写九”等等。诗歌与绘画依然结合在一起,成就了新时代的诗歌、音乐与图画。

  诗歌与人类语言相伴而生,相传舜时便有了关于南风的歌谣,《礼记·乐记》载: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。”《孔子家语·辩乐》载其辞如下:
  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;南风之时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!
  再就是商末两首诗歌,也许是因为诋毁帝辛,所以没有随甲骨文一同退出人们的记忆,但也没有被载入《诗经》,其诗歌如下:
  麦秀渐渐兮,禾黍油油,彼狡童兮,不与我好兮。――箕子《麦秀歌》
 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,彼狡童兮不我好仇!――微子《伤殷操》
  而箕子的名曲《箕子操》也许是一首有曲无词的笙诗,虽被认为是中华第一名曲,但却亡佚了,至今不知是何具体内容。不仅古中华文明有诗歌,古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河文明也有诗歌,诗歌的产生到今天应该有上万年的历史。东西方人类造字的历史最多也超不过六千年,所以远古的诗歌不可能被文字留给后世。《诗经》是甲骨文字之后用先秦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,世界其他民族也有用他们的古文字记录下来的古代诗歌。明代许仲琳的《封神演义》中出现了帝辛在庙壁上题的艳诗一首:
  凤鸾宝帐景非常,尽是泥金巧样妆。
  曲曲远山飞翠色,翩翩舞袖映霞裳。
  梨花带雨争娇艳,芍药笼烟骋媚妆。
  但是妖娆能举动,取回长乐侍君王。
  帝辛的诗应该与帝喾、箕子、微子的诗形式接近,或者应该与《诗经》中的《商颂》形式接近,怎么竟然出现了南北朝之后的对仗、平仄艺术笔法,用上了隋《切韵》之后的词林正韵?而且诗中所用词语商末并没有出现,难道说乾坤倒转,历史倒流?许仲琳的《封神演义》胡乱编造,颠倒黑白,颠倒历史,不知毒害了多少后世的人们,其造假性质之恶劣,其用心之歹毒!
 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后,汉族士大夫和黎民百姓大量南移,代表当时华夏文化的文人几乎都跑到了南朝。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。南朝诗人与魏晋诗人不同,南朝诗人更崇尚声色,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,追求创新。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,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,山水诗的出现,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,也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,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。有人认为《诗经》开启了对自然风光的描写,那是不对的,《诗经》的自然物只是用来赋、比、兴。此外,鲍照的乐府诗,写出了广大寒士的心声,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。
  南朝诗人创作了宫体诗。宫体诗的内容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,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,有少数作品表现宫中淫荡的生活,如萧纲的《咏内人昼眠》。其艺术特点是情调上伤于轻艳,风格上比较柔弱,注重词藻、对偶与声律。就艺术形式而言,宫体诗仍有其贡献,最突出的一点就是,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,并继续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,对后来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宫体诗语言的风华流丽、对仗的工稳精巧以及用典用事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积累,也为唐代诗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艺术经验。
  南朝齐代沈约和谢朓等诗人共同开创了永明体。齐永明年间,周颙发现汉字的四声,著名诗人沈约根据四声和双声迭韵研究诗歌中声、韵、调的配合,指出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等八种声病必须避免。力求作到—简之内,音韵尽殊,两句之中,轻重悉异。这样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,的确是诗歌史上的空前创举。沈约和谢朓等诗人所发现的诗歌音律,与晋末以来诗歌中对偶的形式互相结合,就形成了永明体的新体诗。永明体诗的出现,成为我国格律诗产生的开端。
  永明体以前,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,亦称古诗、古风,每篇句数不拘,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杂言诸体,不求对仗,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。唐代以后,形成了律诗和绝句,称为近体诗,亦称今体诗,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的,句数、字数和平仄、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。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永明体诗。永明体的出现,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,预示着近体诗即将出现。永明体是我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,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、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,具有重大的意义。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和永明体的出现,唐代的诗歌恐怕也就不会那样辉煌。
  汉族文字语言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大进步,一是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,二是隋代《切韵》统一了书面声韵。隋初颜之推、萧该、刘臻、魏渊等八人和陆词讨论音韵学,大家都认为四方文字声调分歧很大,吴楚则时伤轻浅,燕赵则多伤重浊,秦陇则去声为入,梁益则平声似去,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,各有错误。陆法言等商量南北的是非,古今的同异,多数由颜之推、萧该作决定,陆法言记录。
  公元601年,《切韵》五卷问世,《切韵》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、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。自从《切韵》问世,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佚,后人无论考古音、作诗文,皆奉《切韵》为典范,唐孙愐的《唐韵》,北宋陈彭年的《广韵》以及其他韵书,都是源出于《切韵》。《广韵》后出,比《切韵》《唐韵》更加精密,因而代替了《切韵》和《唐韵》,但《切韵》为音韵学奠定基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

  甲骨文字之后,诗歌发展经历了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到汉赋、汉乐府诗,再到建安诗歌、魏晋南北朝民歌,然后走向唐诗、宋词、元曲,之后由明清诗歌发展到现代诗。诗歌是一种主情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,富有节奏。正所谓“诗者,志之所在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”“诗者,吟咏性情也。”诗歌大致具有这么几个特点:表现艺术手法,高度的艺术概括,丰富的想象,强烈的情感抒发,精炼和谐的语言等。
  诗歌的表现艺术手法很多,从《诗经》时期留传下来的赋、比、兴传统表现艺术手法,一直流传下来,常常综合运用,互相补充,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,今天发展得已经如火纯青。《毛诗序》说:“故诗有六义焉:一曰风,二曰赋,三曰比,四曰兴,五曰雅,六曰颂。”风、雅、颂是《诗经》的诗篇种类,赋、比、兴是《诗经》的表现手法,“六艺”是将两类东西混在了一起,如今看来并不科学,正所谓“三光日月星,四诗风雅颂。”赋就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,《诗经》中的《氓》《载驰》等篇就是用的这种手法。比就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,表达思想感情。“比者,以彼物比此物也。”“且何谓为比也?盖写物以附意,扬言以切事者也。”《诗经》中的《淇奥》《硕鼠》等篇就是用的这种手法。兴就是托物起兴,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,正所谓“兴者,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。”“兴者,起也。取譬引类,起发己心,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,皆兴辞也。”《诗经》中的《淇奥》《关雎》《桃夭》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艺术手法。
  诗歌的表现艺术手法很多,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新,运用也灵活多变,夸张、复沓、重叠、跳跃等等,万紫千红,芬芳吐艳,难以尽述。除了诗歌的表现艺术手法,还有高度的艺术概括。诗歌是一种最精炼的艺术形式,高度集中、概括地反映生活,它要求在有限的诗行中容纳丰富的思想内涵,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,饱含着作者的炽热感情与丰富的想象,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,具有鲜明的节奏,和谐的音韵,富于音乐美,语句一般分行排列,注重结构形式的美。
  诗歌抒情言志,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,要求用最少的语言,反映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,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,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,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,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,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。从而要求诗人必须在广阔的生活中,选取最能反映生活本质,最富有特征的事物,通过最有艺术表现力的形象,来集中地凸显主题。诗歌可以省去事物发展的某些细节和过程,以想象的飞跃,高度概括地反映生活。
  诗歌的表现艺术手法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离不开想象,丰富的想象、联想和幻想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,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。在诗歌中,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。象征就是以象征义,但在现代诗歌中,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,这是应予注意的。想象是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手段,一切艺术创作都离不开想象,但在诗歌中更需要丰富的想象,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歌,想象在诗歌的构思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诗歌必须凭着想象来进行艺术构思,把生活素材提炼成为诗歌的形象,创造出感人的意境。诗人的想象便是创造,想象是完成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过程。用现代的观点来说,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,主要的有三种:比拟、夸张和借代。
  诗歌的想象并非凭空而来,它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,生活的基础越深厚,诗歌的想象空间才越广阔。离开了对所反映生活的熟悉和了解,是无法去想象的。
  诗歌是通过抒情的方法表达思想感情的,加上诗歌对生活高度集中地艺术概括,就使得诗人在诗歌中洋溢的感情显得尤为强烈、鲜明、动人,所以说优秀的诗歌是强烈情感抒发的产物。
  运用精炼和谐的语言,语言具有音乐美,这是诗歌的又一个重要特点。诗歌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,都是靠语言来塑造形象和表达主题,从而感染读者和教育启发读者。诗歌由于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,因此语言就要求特别精炼,必须言简意赅,用较少的语言,表现丰富的思想内容,且具有音乐美,语言恰到好处。

  南北朝诗歌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皆是在古人基础上的继承、发展、创新、扬弃,他们继往开来,标新、立异、求索。否则,何来的七律、七绝、词牌、诗韵、平仄、对仗、佳句?南朝以后的律、绝、词、曲,以及竹枝词、自度曲、古风、古绝等古体诗歌形式,词牌、曲牌,平仄格律,所谓的词林正韵、平水韵、中原音韵、新声韵等,均是在前人韵律上的进一步延拓与细化。
 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到八股文章寿终正寝,从新时代的到来到新文化的兴盛,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了旧的社会制度,新的文学形式代替了旧的文学形式,扬弃、创新、开拓、进取,一刻也没有停止过。早在1917年,胡适、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相继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和《文学革命论》,从理论上拉开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序幕,中国文学革命开始孕育。经过1919年的洗礼,以鲁迅、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问世,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,郭沫若的《女神》一改旧的文学面貌,现代新体自由诗从此登上文学舞台。
  其实自由体诗并不是始自近现代,早在唐代初年,就有一位诗僧不遵从当时的诗律规范,自成一体自由诗。他就是王梵志,隋唐时卫州黎阳人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浚县人。王梵志当年被黎阳城东十五里王德祖家收养,后皈依佛门,常作诗讽人,甚有意旨,人们都说他是“盖菩萨示化也”。据《太平广记》可知,王梵志出生在隋代,生活于初唐,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初唐,开创了我国通俗自由体诗话的先河。《红楼梦》第十五回“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”,其中的土馒头就是取自王梵志著名的《城外土馒头》:“城外土馒头,馅草在城里。一人吃一个,莫嫌没滋味。”土馒头也就成了古人对坟墓的戏称。
  生活于公元1683年至1706年的六世班禅仓央轮错,他的道歌虽然不是用汉字而写,但也属于自由体诗歌,他的诗歌净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“在那东山顶上,升起皎洁的月亮,年轻姑娘的面容,浮现在我的心上”“在那东山顶上,升起皎洁月亮。母亲般的情人脸庞,浮现在我心上”,这优美的歌声,依然不时回响在白云蓝天之上。
  郭沫若的《女神》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,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,翻开了诗歌历史新的一页。陈毅的《赣南游击词》,令人难忘艰难岁月;《死水》读后,痛快淋漓,有建筑之美,音乐之美,绘画之美;夏明翰的《就义诗》,读后令人震撼!贺敬之、郭小川等现代诗人的名字令人难忘,唱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,精神为之振奋,国歌也是诗,是现代诗。中华民族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诗歌,《满江红》唱出了岳家铁军,《正气歌》使正义者视死如归,《九一八》唤醒了四万万民众,《黄河在咆哮》让中华儿女勇敢地面对倭寇,《国际歌》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,《国歌》使人民昂首在五星国旗之下,《雄纠纠》使志愿军击溃了大鼻子不可战胜的神话……一首好的诗歌能启迪人的智慧,一首优美的诗歌能抒发人的情感,一首柔肠百回的诗歌催人泪下,诗歌可以震撼人的心灵,诗歌瞬间可以沟通情感,诗歌是哭泣、是呐喊、是抒情、是和谐、是战斗!
  然而自从提出现实与浪漫相结合,也来了个新民歌的大跃进,要求村村都有王老九,县县要有郭沫若,经此洗礼,新时代的诗歌艺术出现了空前的大倒退。经过两千多年形成的各种诗歌艺术传统国粹,几乎被抛弃殆尽,新诗歌只有了开来,而没有了继往。今天的诗歌创作不是站在前人的肩头再上新台阶,而是万丈高楼平地起,甚或是从深坑中崛起。又成了在没有航标的大海中航行,在没有目的地的荒漠中跋涉,又回到了秦汉以前的诗歌时代。结果,一些自称自由体新诗歌的作品,成了一篇篇白话文字的自由断句换行,一些成了红极一时的“羊羔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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