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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译诗经前言:我读诗经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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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4-8 15:49:1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新译诗经前言:我读诗经(下)
秋雨

  《诗经》记载了周朝的民族历史、社会风貌、战争行役、古代英雄、祭祀活动、宫廷宴饮、劳动劳役、家庭生活、婚姻爱情、赞美讽刺等等,无所不及,尤其是《国风》之中,记录了诸侯国横征暴敛,攻伐兼并,战火云烟,社会黑暗,黎民疾苦怨愤不满,甚至还有惨无人道的活人殉葬。通过字里行间,看到了女子遭弃的悲惨命运,看到了对自由婚姻的争取与抗争,看到了各地风土民情。同时,由《诗经》也找寻到了中华文化里许多分支文化的历史源头。譬如:梅文化、月文化、竹文化、荷文化、兰文化、爱国文化、廉政文化、赞美文化、讽刺文化、孝道文化、思乡文化、爱情文化、哀伤文化等,当然也有周人的封神文化等。
  中华梅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甲骨文字中就有“梅”字的身影,“梅”在甲骨文中写为“槑”,黄河流域那个时期比现在要温暖,适宜古梅的生长。由《诗经》可知,《秦风·终南》“有条有梅”,《陈风·墓门》“墓门有梅”,《曹风·鸤鸠》“其子在梅”,《小雅·鳲鸠》“侯栗侯梅”,《召南·摽有梅》“摽有梅”,黄河流域梅树繁盛,而且中国梅文化在诗经时代已现雏形。自《诗经》而始,中华文人总结出梅花的铁骨铮铮、傲寒怒放、坚贞高洁、清雅俊逸、冰肌玉骨、雪中留香,从而把梅的生物形态特征升华成了民族精神的写照。梅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梅花为中国文化增辉,中国文化因梅文化添彩。
  中华月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盘古开天地,人猿相揖别,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,人类的生活中便有了月光、月影、月魂。距今约八千年,华夏的前身裴李岗、渭河流域、关中及丹江上游的大地湾,有了农业文明,出现了最原始的月文化。五千年前,黄河流域进入五帝时期,音律问世,有了口头传唱的诗歌,远古咏月诗歌因没有文字无法记录,未能留传后世。约公元前1300年,进入农耕文明的商代后期,创造出甲骨文字,有了商代的阴阳历,记录下来那时的月圆月缺,成就了有文字记载的商代明月。甲骨文之后有了《诗经》,其中涉及“月”字的诗歌共有二十六篇,《陈风·月出》就是一首月下想念一位美丽姑娘的诗歌。皎洁的月光之下,诗人思念起他的心上人,大有千里共婵娟的迷离意境,也许诗人的心上人近在咫尺,但朦胧的月光下,又似乎离得很远,可谓美人如花隔云端,活现出一个月光之下的美人儿,如梦,似幻。古人把月亮又称为夜光、顾菟、玉蟾。后世诗人也给月亮起了别名,譬如:玉兔、素娥、冰轮、桂魄、婵娟等。西汉时期,嫦娥奔月的故事形成。历经各代直到今天,人们对天上的一轮明月情有独钟,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,咏月的文字经久不衰,每至八月中秋,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“天上一轮才捧出,人间万姓仰头看”,形成了中华独具特色的月文化。
  中华竹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中涉及竹的诗歌有十三篇之多,明着写竹的有《淇奥》一篇,《淇奥》以淇河两岸的淇竹起兴,歌颂了卫国第十一代国君卫武公的美德,赋予竹以人的精神、道德、情操。淇竹因此而名传天下,誉满华夏古今,真可谓“淇竹传《诗》”“问华胄,名淇澳”,绿竹成为中华民族品格、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。各朝各代文人都在追思着淇竹,成就了淇竹文化。淇竹文化是《诗经》关于淇河卫地所独有的特色,不单单说的是淇竹,内里含着廉政文化,闪现着君子的身影。作为君子,应该首先完善自我,陶冶身心,涵养品性,不仅“有斐”,还要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打铁先要自身硬”。淇竹文化中包含着廉政、爱国、爱家乡、忘我奉献、努力奋斗等,内涵丰富,因此说淇竹是淇河之魂。追溯华夏竹文化的源头,竟是起自淇河岸边,《淇奥》开创了淇竹文化的历史先河,也开创了中华竹文化的历史先河。
  中华荷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“山有扶苏,隰有荷华”出自《郑风·山有扶苏》,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”出自《陈风·泽陂》。华夏从漫长的奴隶时代进入到封建时代,荷花也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进入到了人们耕作的田间池塘。《周书》有句:“薮泽已竭,既莲掘藕。”可见周代的野生荷已经开始被人们食用了。《尔雅》中说:“荷,芙蕖,其茎茄,其叶蕸,其本蔤,其华菡萏,其实莲,其根藕,其中菂,菂中薏。”说明人们对荷花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概念,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将荷各部分器官分别定了专名。《诗经》中将莲称作水芙蓉、水芝、泽芝、水华、水环。至于将莲作荷,则是古中国称莲的绿茎为荷,之后便将莲与荷两者混为一谈,成为通用花名。荷以它的实用性走进了人们的物质生活,荷也凭借它艳丽的色彩,幽雅的风姿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。公元前473年,荷花作为观赏植物被吴王夫差引种到苏州灵岩山离宫,离宫是为西施赏荷而修筑的玩花池。春秋时期的青铜工艺品上就有了荷的图案,荷与被神化的龙、仙鹤一起作为崇高圣洁的象征。莲在佛教中象征神圣与不灭,代表崇高、圣洁、吉祥、平安、光明、贞静等意,被视为吉祥花卉。荷花象征生命、太阳、和平、坚定、寂静与连绵不绝。民间馈赠荷花,表示赞扬对方清廉,人品高洁,“出于污泥而不染”。人们喜欢以荷花图案作礼品馈赠,寓意吉祥,如莲藕上一茎双花的图案象征夫妻和睦,白头偕老。荷花与一只鹭鸶鸟画在一起表示祈盼考生一路顺利,连科高中。用莲花鲤鱼图作年画,寓意连年有余。如果说《淇奥》开启了华夏竹文化,那么华夏荷文化便是始于春秋时期的郑国和陈国,属于古溱洧荷文化。自《诗经》开始,荷成为历代文人笔下歌咏的对象之一,成就了芬芳圣洁的中华荷文化。
  此外,淇、溱、洧等河边还初始了中华兰文化,也开了咏松文化的历史先河。
  中华廉政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中华远古的廉政文字始自淇河岸边,周公旦在淇河岸边为卫国第一位国君姬封举行授土授民仪式,制作了《康诰》《酒诰》和《梓材》,这三篇文告是甲骨文之后华夏最原始的廉政文字,提出了“人无于水监,当于民监”,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要仅是在水面上映照自己的形象,更应当从民众中鉴照自己的形象。闪烁着远古廉政的光辉思想,照耀着今天。《诗经》中廉政诗歌数量很多,代表篇当属卫武公所写的《抑》《宾之初筵》,其次还有《淇奥》《甘棠》《鳲鸠》等。公元前544年,吴国公子季札评论《卫风》:“美哉渊乎,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。是其《卫风》乎!”意思是说:“美好又深沉啊!有忧愁而不困扰。我听说卫康叔和卫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的。这不就是《卫风》吗?” 淇河卫地的廉政诗文化与淇竹诗文化是不能截然分开的,历朝历代涉及淇奥、淇园、淇竹的诗篇很多,都含有廉政的内容。《甘棠》歌颂的是召公姬奭,甘棠就是杜梨,果实很像中国古代衣服上的扣子。姬诵执政时期,除了周公姬旦摄政,还有召公姬奭辅佐,召公姬奭辅佐姬诵和姬钊,创建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“成康盛世”。召公姬奭经常到民间乡邑巡行,勤政爱民、清廉听政,常爱在一棵杜梨树下现场处理公事。人们为纪念召公姬奭勤政爱民、清廉听政的事迹,表示对他的爱戴和怀念,而不愿砍伐他曾坐于其下办公和休息的杜梨树,并且歌之咏之。召公姬奭被后世千秋传唱,流传至今。河南省宜阳县香鹿山镇甘棠村即为古召伯听政处原址,有清代河南尹张汉手书“召伯听政处”石碑,召公姬奭堪称“扣子下的廉政君子”。《鳲鸠》歌颂的是君子美德,说的是做人要堂堂正正,光明磊落。
  中华爱国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代表作品当属《载驰》《竹竿》《泉水》,三篇的作者是许穆夫人。诗歌中是许穆夫人热爱祖国,不忘故土,持节不移的情愫,表现了许穆夫人的故土情怀。许穆夫人出生在淇河岸边,是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爱国诗人,淇河也因此被称为爱国之河。许穆夫人的爱国诗篇对后世的影响极大,形成了中华独具特色的爱国诗文化。
  中华赞美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里的赞美诗歌当属《硕人》《淇奥》,尤其是《硕人》,赞美的是卫庄姜。卫庄姜是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诗人,他出生于齐国,嫁到了淇河卫地,《诗经》里有她的四篇作品,她人长得漂亮,也很有才华。别的赞美诗歌无法与《硕人》媲美,对后世的赞美诗文化影响很大。《雅》《颂》里有关后稷、公刘、亶父、姬昌、姬发、姬诵的诗歌均是赞美,尤其是对姬昌的赞美,虽读后为弄虚造假顿生厌恶之感,但却不能否认其为中华赞美文化开了历史先河。
  中华讽刺文化源自《诗经》。《新台》是卫宣公与宣姜的乱伦“新台之丑”,《周南·樛木》是另一个版本的“新台之丑”,《齐风·南山》是鲁桓公与文姜兄妹私通之丑,《陈风·株林》是陈灵公与夏姬淫乱的“株林之丑”。《诗经》里对当时各种社会丑态的讽刺诗很多,代表作当属《新台》《青蝇》,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讽刺诗歌、讽刺文学、讽刺漫画、幽默笑话影响很大。
  此外,爱情文化、哀伤文化的诗歌很多,不胜枚举,《卫风·氓》最具有代表性。孝道文化、思乡文化的诗歌代表作有《凯风》《河广》等。

  《诗经》所宣扬的文化主流是应当肯定的,内里有远古的廉政、爱国、爱情、思乡等文化。但在《国风》的字里行间,充满了王公贵族、地方诸侯巧取豪夺、奢侈淫靡,活人殉葬,可以看到下层小吏的迷茫和无奈,能够听到社会底层农奴饱受徭役之苦,难以生存延续的凄惨诉说,有赞美、同情、鞭挞、讽刺,有欢歌笑语,有痛不欲生。而《雅》《颂》之中,除了可以肯定的主流,内里还有抹黑帝辛,无限抬高周人,甚至弄虚造假,空洞说教,蒙世骗人。《国风》与《雅》《颂》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,同一本《诗经》,前面是《国风》对周天下黑暗社会的鞭挞,后面是《雅》《颂》中周人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。犹似说己矛之利,说己盾之强,自相矛盾,本身已对周之天下给出了评述,可谓莫大的讽刺。
  周人在姬发的带领下,由吕尚作为军师,由微子作为内应,在扫清了东进路上的障碍,侵入中原之后伺机而动,终于等来了商代帝辛拓疆东南,致使京城兵力空虚的大好机会,于是抢抓机遇及时发动了牧野暴乱,一举夺了商的京都,但并没有一下子全部占领商所管辖的地域。周人侵占中原,中原人士根本不认可他们的统治,商之遗民也从来没有低头,他们前赴后继,义旗高举,不断起来反抗,西周年间反周的就有:武庚、东国、录国、荆楚、东夷、徐国、群舒、密须、淮夷、国人暴动、周边各族、鲁国、姜国、千亩、桧国等,少数民族反周多得无法统计,东夷人、淮夷人威胁成周洛邑、西进河上,直逼得周公旦、周昭王、周穆王等不得不再三东征,甚至周昭王被淹死在汉水之中。反抗的浪潮此起彼伏,周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巩固自己的统治。
  一是宣传自己的祖先多么伟大,多么正统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有“姜嫄为帝喾元妃”,不知太史公依据的什么文献而有此说?关于后稷的母亲姜嫄是帝喾元妃之说,《生民》《閟宫》中没有涉及。但也有人认为姜嫄为高辛氏后世子孙之妃,不知谁对谁错?或许两者都站不住脚,都是错的。后稷的后裔西岐直至周朝,他们所崇拜的图腾据说是熊而不是龙,周人避讳说熊,于是称熊为“大人”。中华龙图腾早于黄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,从图腾的崇拜来说,周人是否帝喾的后裔值得怀疑。按照朱熹的说法,古公亶父是后稷的十三世孙,姬昌是古公亶父的孙子,姬发是姬昌的儿子,如此说来自后稷到姬发是十六代人。后稷生活于夏代初期,夏初至周初约一千多年,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岐只传承了十六代人,平均六七十年一代,这明显是在造假骗人。
  尤其是鲁国大夫奚斯的《閟宫》,歌颂后稷的同时,歪曲了华夏远古农业文明的人文历史,甚至用后稷的农作盖过了炎、蚩尤、黄传承下来的华夏农业文明,很像是汉代董仲舒的先师。所谓《生民》《公刘》《绵》构成了周人传说自己历史的这一系列,无非是在告诉天下,周人能鸠占鹊巢完全是上天的旨意,全天下都要无条件服从周人的统治,谁要是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反抗,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!可惜《诗经》中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只留下了后稷、公刘几人,估计诗经三千的时候每个人物均有。也许在圣人编纂时被统统删掉了,因而眼下的《诗经》中的《雅》《周颂》出现了很大的漏洞,显得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很不连续。
  二是无限抬高自己,标榜自己如何伟大,如何像天上的神仙,如何一心为了天下黎民苍生,建立了如何的丰功伟绩。通读《清庙之什》,多是空洞赞美说教之词,无非是想无限抬高自己,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,似乎把所说的话语重复千遍万遍便会成为真理,便可以否定牧野暴乱是商代“九世之乱”在商末的延续,便可以掩盖周人对商朝报复世仇的一场大疯狂,便可以强加给黎民大众,便可以给黎民大众洗脑,从而俯首听命于周朝的统治。身处黑暗时代的黎民百姓也只能天天唱着这样的《周颂》,对所谓的圣王、神王顶礼膜拜,口里还得喊着万岁,恭祝已经死去的姬昌、姬发万寿无疆!
  三是绞尽脑汁也要把帝辛搞臭,甚至不惜历史造假,夸大其词,无中生有。商代帝辛最初的罪状出自周人发动牧野暴乱前夜的《牧誓》,《牧誓》中帝辛的罪状无非是《汤誓》中夏桀罪状的翻版,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《诗经·荡》里又借姬昌之口给帝辛定了罪状,大致有暴君、暴虐、湎酒、疯狂、心狂,欢无度、多怨声、失政德、废典章、执政害民、朝令夕改、颠倒无常、朝纲紊乱、朝纲荒废、不纳谏言、聚敛贪赃、迷恋美色、败德失德、仪态全失、咆哮如雷、无道昏庸、重用小人、忠良遭贬、贤达远避、民间贼盗、民情悲苦、黎民诅咒、四方讨伐等。根据这些所谓的罪状,历经数代给帝辛添油加醋,将罪状增加到七十多条,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。商代帝辛冤沉大海,再无翻身之日,令人为之叹息悲哀!
  四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。也就是恢复被灭亡了的国家,接续已经断绝的家族,提拔被遗落的人才,如此一来天下就会真心归服了,这就是《论语·尧曰》中所说的“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,天下之民归心焉”。商灭周兴以后,周朝封夏、商两朝未亡后人,这就是兴灭国;再就是承继绝祀的世族,立黄、尧、舜的后裔,这就是继绝世,同时也说明周不是黄、尧、舜的后裔;还有就是提拔隐逸的人才,授给他们官爵。这些并不是周人的创举,商汤灭夏也没有赶尽杀绝,《公羊传》中说商汤“善善及子孙,恶恶止其身”。
  周灭商后,封夏代后裔于杞国,封商代箕子于朝鲜,封商代微子于宋国,这就是《公羊传》所说的“通三统”,但却都在周天子的统治之下。微子的“微”字本是微子的封国,原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,后微子又迁到山东梁山西北,所以那里也称为微。微子因未能继位,便耿耿于怀,不顾朝廷大局,处处与帝辛作对,吃里爬外,与西岐里应外合,为了一己之私而成为叛国与卖国者,商的毁灭,帝辛身败名裂,微子功不可没。在微子心目中,国家利益还不如他的个人私欲重要,他是人在商心在周,里通敌方。微子口头上讲的是爱国,实际上是卖国,《有客》写的就是微子在周人那里做客的事情。约公元前1043年,周公以姬诵之名封微子于宋,微子成为宋国始祖,寿终后,葬于今山东微山湖微山岛西北部高岗上,汉代匡衡题有“殷微子墓”四字,横额为“仁参箕比”,箕指箕子,比指比干。
  今天有人认为《商颂》就是微子的作品,而汉代齐、鲁、韩三家都认为《商颂》是周代宋人所作,独有毛家认为《商颂》是商代作品。自汉末毛家观点畅行,齐、鲁、韩三家观点几乎被彻底否定。然而到了清代,多人认为《商颂》就是“宋颂”,是春秋时代的作品,产生于今河南省商丘一带。但从新出土的文物与相传资料看,认定《商颂》为“宋颂”实属错案,大有辩明的必要。
  《鲁颂》作为诸侯国鲁国的诗歌,应当与十五国风并列,题目也应改为《鲁风》。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,周公姬旦因辅佐天子,未能就封,乃由嫡长子伯禽前往就国,因周公吐哺之功,姬诵赠鲁国以天子的礼乐,因此鲁国成了缩小的周朝,具有特殊地位。齐国是周代开国功臣太公吕尚的封地,在周代诸侯国中的地位仅次于鲁国,但齐国只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,是不能与鲁国平起平坐的,吕尚再怎么伟大也是个臣子,因而《齐风》永远也不可能更名为《齐颂》。

  司马迁的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记载,古代留传下来的《诗》有三千余篇,孔子把重复的都删掉了,只选取了合乎义的诗篇用于礼仪教化,留下的诗歌有三百一十一篇。朱熹在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孔子生于其时,既不得位,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。于是特举其籍,而讨论之,去其重复,正其纷乱。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,恶之不足以为戒者,则亦刊而去之,以从简约,示久远,使夫学者,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,善者师之,恶者改焉。”可见孔子编纂《诗经》时进行了大量的删除。
  《雅》《颂》里有关后稷、公刘、亶父、季历、姬昌、姬发、姬诵的诗歌均是赞美,尤其是对姬昌的赞美连篇累牍,多是一些强加于人的空洞说教,大有造假历史的嫌疑。
  传说后稷是西岐周人的始祖,后稷生儿名不窋,不窋生儿名鞠陶,鞠陶生儿名公刘,西岐的政权传递是后稷传位给了台玺,台玺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叔均,叔均又传给了后稷的儿子不窋,不窋之后子孙相传。姬氏自后稷居邰,公刘居豳,太王邑岐,而姬昌则迁于丰,至姬发即位,由丰迁都镐京。按照《诗经》里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习性,周人的每一位祖宗都会有数篇赞美诗,算起来应该至少有千篇以上。但《诗经》中只有:《生民》,说的是后稷;《公刘》,说的是公刘;《绵》,说的是古公亶父。
  有人认为,《生民》《公刘》《绵》构成了西岐周人传说自己历史的一个系列。如果算是一个系列的话,其中缺失的周人先祖也太多了。估计“诗三千”的时候这类自我吹嘘诗歌很多,但眼下《诗经》之中的《雅》《颂》出现了很大的漏洞,使得歌颂周人历代祖宗的诗歌不连续。
  在无限抬高自己的同时,周人总给帝辛身上泼脏水。微子与周人一个鼻孔出气,恶帝辛而扬周人,对姬昌姬发父子五体投地,推测会对“诗三千”时的《商颂》进行封杀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契为舜司徒,而封于商。传十四世,而汤有天下。其后三宗迭兴。及纣无道,为武王所灭。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,修其礼乐,以奉商后。……其后政衰,商之礼乐日以放失。七世至戴公时,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大师,归以祀其先王。至孔子编诗,而又亡其七篇。然其存者亦多阙文疑义,今不敢强通也。”故今天所能看到的《商颂》仅有五篇,而且似乎都经过微子修改。
收入《诗经》之中的淇河卫地、溱洧河边郑地诗歌,约有一半涉及爱情和婚姻内容,因商末帝辛被周人痛恶,受周人和微子的影响,郑卫之歌被定罪为靡靡之音、桑间淫声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张子曰:卫国地滨大河。其地土薄,故其人气轻浮;其地平下,故其人质柔弱;其地肥饶,不费耕耨,故其人心怠惰。其人情性如此,则其声音亦淫靡。故闻其乐,使人懈慢,而有邪僻之心也。郑诗仿此。”“郑卫之乐,皆为淫声。然以诗考之,卫诗三十有九,而淫奔之诗,才四之一。郑诗二十有一,而淫奔之诗,已不翅七之五。卫犹为男悦女之词,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,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,而郑人几于荡然,无复羞愧悔悟之萌。是则郑声之淫,有甚于卫矣。故夫子论为邦,独以郑声为戒,而不及卫,盖举重而言。固自有次第也。诗可以观,岂不信哉。”因而,淇河卫地、溱洧河边的《诗经》诗篇与“诗三千”相比一定被删除了不少。
  淇河卫地的朝歌因周人彻底否定商末帝辛,历朝历代被视为不祥之地,淇河卫地文化被阴云笼罩,桑中之约的燕婉身影被淇水击伤,燕燕于归一路悲歌泣涕如雨。淇河卫地“诗三千”年代的诗歌虽然被删去不少,但保留下来的也不少,并且诞生出被历代歌颂的淇竹君子卫武公,出现了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诗人卫庄姜,诞生了甲骨文之后华夏的第一位女爱国诗人许穆夫人。

  《诗经》并非是中华历史上最早的诗歌,相传舜时便有了关于南风的歌谣,《礼记·乐记》载: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。”《孔子家语·辩乐》载其词如下:
  南风之薰兮。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。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
  商代末期,箕子和微子均写有诗歌,也未载入《诗经》,《史记•宋微子世家》载有箕子《麦秀歌》:
  麦秀渐渐兮。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。不与我好兮。
  《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七·琴曲歌辞一》载有微子《伤殷操》:
 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。彼狡童兮不我好仇。
  诗歌与人类语言相伴而生,而文字却晚于人类语言不知多少年,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,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大约要算音乐、舞蹈、诗歌、绘画、雕塑和传说故事等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中说:“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,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,则不能无思。既有思矣,则不能无言。既有言矣,则言之所不能尽,而发于咨磋咏叹之余者,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所以作也。”不仅古中华文明如此,古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河文明也是如此,诗歌的产生与人类语言的历史同样久远。黄帝时期,伶伦制作音律的时候,出现了图形文字,仓颉在图形文字的基础上开始造字,之后甲骨文字问世。中东文字的出现似乎比仓颉还早,但人类造字的历史最早也超不过六千年,所以远古的诗歌不可能用文字留给后世。《诗经》是甲骨文字之后用先秦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,由世界史可知,世界其他民族也有用他们的古文字记录下来的古代诗歌。
  《诗经》的形成必然有一个过程,也应当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,不可能在西周时期突然出现。语音也会随着时代发生逐渐的变化,《诗经》里有许多字不读现在的音,像“家”读“故”,“没”读“觅”,《召南》读“shào nán”等等,很难掌握。宋代人认为《诗经》中有些应该押韵的,但按宋代那时的语音来读却并不押韵,以朱熹为代表的文人便认为要临时改成读某音,就是“叶音”,这其实没有实质意义,明末陈第就第一个反对过“叶音”。《诗经》许多地方的押韵是和谐的,但今天读来却并不押韵,这是因为语音发生了变化,若按当年作诗时的读音来读,肯定是押韵的。朱熹所搞的一套虽然一时押韵了,但随着时间的推进,还是会不押韵的,对后世没有任何意义,只是多给后人增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
  《诗经》里的韵一般用在句尾,称韵脚。如果句尾是一个虚字,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。《诗经》中的虚字比比皆是,主要有:之、兮、矣、也、止、思、忌、只、焉、哉、与、乎、我、女(汝)等。《诗经》押韵多在大停顿处,一个语法句终结处,除了罕见的例外,总是押韵的。小停顿处有些无韵,中国诗歌一般是隔句用韵,《诗经》例外。《诗经》有一韵到底,有两韵以上的情况,有句句用韵(密韵),有隔两句用韵(疏韵),有无韵(如《周颂》)。总之,《诗经》中的韵脚可分为整齐、基本上整齐和参差三种情况。《诗经》多有叠句和叠韵,为诗歌增加了音乐美。
  古代诗词的平仄韵律是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研究的,从而总结出汉字的平仄入声,秦朝统一了汉字字形,隋代统一了汉字的书面读音,从南朝宫体诗、永明体的问世,到隋代《切韵》统一书面声韵,才使得唐诗走向鼎盛。因此,对于《诗经》的平仄声韵,后世不能用已经成熟的平仄韵律去求全责备。
  久远的诗句,陌生的词汇,拗口的文言,随着时光的流逝,今人按照原始发音阅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。书籍是无声的读物,古韵属于有声的范畴,古代诗歌与音乐密不可分,对于今天非音乐专业的人们来说,谐声、通韵和合韵等问题很难领会。我们只要知道《诗经》是押韵的就行了,非专业人士大可不必用古音来读,专业人士也不要硬逼着非专业人士去读古音,古音只是专业人士和文人们的专利。逼着非专业人士去准确地读古音或者朱熹的“叶音”,就好比让现在的小学生用繁体字写作文,很不现实,也是很不合时宜的。那些所谓的古音某些也是文人们当年临时改成的读法,未必是远古的真实读音,《诗经》距今几千年了,语音随着时代而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古人已经搞过新文化运动,“五四”时期也搞过白话文运动,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前进,而进入新的时代,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呢?

  关于《诗经》研究,西汉传有《齐诗》《鲁诗》《韩诗》《毛诗》四家,分别因其传者齐人辕固、鲁人申培、燕人韩婴、鲁人毛亨而得名,前三家相当于官方,《毛诗》传于民间。东汉时期,经学大师郑玄为《毛诗》作笺,使得《毛诗》地位远高于前三家,后来前三家逐渐消亡,《毛诗》独传至今。关于《诗经》的著作众多,仅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》收录及存目的就有一百四十七种,且至今仍在增续接踵,并未山穷水尽,新成果不断推出。
  由于写《瞻斐诗话》《中原气象史话》这两本书的需要,不得不读《诗经》,便从“国学导航”拷贝了朱熹的《诗经集传》,一字一句地读,但总是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不能苟同,觉得有必要自己重新注解,于是便开始写读书笔记,并试着一篇篇翻译。写完了两本书后,我开始回过头来整理读《诗经》的笔记。从网络里拷贝的《诗经》原文是否有误,我心里没底,在张弦生老师的指导下,借来了老师的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的清阮元主持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,书内有《毛诗正义》二十卷,于是采用了该书原文,篇目则依朱熹《诗经集传》,然后将自己的笔记和译文再次整理。
  严格地说,诗是不能翻译的,译成了大白话便失去了原汁原味,大为逊色。用诗翻译诗,总会丢失原有的信息,甚或完全走样,已不再是原诗所要表达的原意和意境。但对于《诗经》而言,仅仅对字词注解一下,看后依然会不知所云,所以不得不按照今人所知的文体形式进行翻译,翻译时尽力靠近原文原意,力争少走样。翻译过程中,不想写成自由体或者顺口溜,总想考虑平仄声韵,这就需要再创作,于是临时抱佛脚,学了一些平仄声韵皮毛。古人写作所处的时代背景,所在的社会阶层,所生活的时空和经历,以及写作的真正目的意义,要想搞清楚实在太难了。我只是一个从事自然学科的文史类外行人和旁观者,知识水平、文学水平实在有限,世界观、历史观、自然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等正在不断改造,需要与时俱进。作为外行人所写的这本书一定错误百出,甚或与眼下潮流相左,还望诸位多多批评指教,以便对本书进一步修改提高。

        乙未年辛巳月甲午日于郑州市大观国际居住区黎伾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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